NSE专栏｜林毅夫：如何做好新结构制度经济学研究和教材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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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2021年10月24日举行的新结构制度经济学内部交流会上的总结发言整理。

如何做好新结构制度经济学研究和教材的编写

林毅夫

如果要研究新结构制度经济学和编写新结构制度经济学的教材，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也要知道什么是新结构制度经济学。2015年，在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首届冬令营的总结发言上，我指出不是研究结构就是新结构经济学[1]，对于新制度经济学而言，同样并非所有研究制度的都是新制度经济学，同理不是研究制度并有结构就是新结构制度经济学。各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各种不同的学派都在研究制度，新结构制度经济学的教科书也不是各种研究范式、各种学派有关制度研究的拼盘。新结构制度经济学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子领域，进行新结构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编新结构制度经济学的教科书，就应该有一个和新结构经济学一脉相承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我从这个角度来谈一下我对新结构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和教材编写的一些思考和建议。

要弄清楚什么是新结构制度经济学，还需要从定义开始。首先，新结构经济学是什么？是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和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的一门学科。如何定义新结构制度经济学呢？新结构制度经济学既然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子领域，那么，新结构制度经济学就应该是以新结构经济学的特有视角为指导，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所形成的一门学问。从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来说，新结构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是相同的。在上世纪60年代，诺斯开始倡导新制度经济学的时候，就是主张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并以此来区别于制度学派（institutional school）、经典或老制度经济学(original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或ol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以及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科斯在上世纪30年代发表的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企业制度研究，采用的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2]

新结构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既然都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那么两者有何差异？其中最大的差异在于新结构制度经济学采用新结构经济学反映了唯物辩证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实质的 “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视角来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新结构经济学视角里的“一个中心”指的是一个经济体中的各种复杂的结构环环相扣，其逻辑链条的原点是该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给定的、随着时间可以变化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三个基本点”则指的是一个经济体在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之下包括产业、技术、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各种结构是内生的、扭曲也是内生的、经济运行的方式也是内生的。要素禀赋结构作为一个经济体中最为中心的结构会像涟漪一样一层一层地由决定比较优势而开始内生决定产业、技术结构，以及根据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技术结构的需要而内生决定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结构。一个经济体中各种结构的扭曲则起因于背离要素禀赋结构所层层内生决定的各种结构，而且，一个层次的结构扭曲也会反作用于上一层的结构并像涟漪一样一层一层地影响到下一层的结构。在上述两个内生性的基础上一个经济体的运行方式既有不因不同发展阶段而异的共性，也会有反映其特定阶段结构内生性和扭曲内生性的特殊性；例如，创新在提高每个产业的生产率水平上对任何发展阶段的国家都是共同的，但是一个处于世界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创新的方式是发明，一个处于世界技术前沿之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创新的方式则有可能是引进、消化、吸收。[3]

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视角来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是新结构制度经济学的特色，新结构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例如新结构货币经济学、新结构财政经济学、新结构金融经济学学、新结构产业经济学、新结构环境经济学、新结构空间经济学等等，也都是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并坚持了这个视角来进行研究，才能使得各个新结构经济学的子领域因其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各有侧重，又能组合成一个自洽的整体，完成现代经济学从基于发达国家经验的总结并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暗含结构的二维新古典经济学向不同发展程度国家有不同结构的三维新结构经济学的结构革命。

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结构制度经济学都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但是，新结构制度经济学有了反映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实质的“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视角，可以比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制度内生性和影响上更具有洞察力，许多新制度经济学无法研究或分析清楚的问题和现象，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研究可以“迎刃而解”，来分析则会“昭然若揭”。

上世纪60年代，诺斯开始倡导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时，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制度是内生的（Institutions are endogenous），第二个主题是制度是有影响的（ institutions matters）。诺斯关于制度内生的一个非常有影响的研究就是欧洲的奴隶制度为什么演变成封建制度？奴隶社会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对人的拥有，封建社会最重要的制度是对土地的拥有。在研究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的决定因素时，诺斯的观点非常像新结构经济学，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土地极端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谁拥有劳动力谁就拥有财富，拥有了财富以后，就具有了社会、政治、军事等等方面的影响，因此，拥有强权、优势暴力的领袖，就以其暴力来维持对人的直接拥有，该社会就成为奴隶社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人口越来越多，劳动力越来越丰富，土地变得相对稀缺，拥有了土地就拥有了财富和政治、军事力量，因此，拥有强权、优势暴力的君主或贵族，就从拥有奴隶变为拥有土地，形成了封建社会。他用上述方式来解释制度的内生性问题。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在奴隶社会劳动力没有财产权，生产所得都归于奴隶主。在封建社会，领地内的农民有财产权，在给封建主提供了劳役和上缴了税赋后的生产所得归于农民自己所有，生产的积极性会高于奴隶，所以，对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而言，封建社会的制度安排优于奴隶社会。[4]

在上世纪60-7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刚刚开始兴起时，从长远的历史视角来进行研究时，制度内生性和制度有影响，是两个并重的研究主题。当前在以交易费用来研究发达国家的企业制度，以及以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来研究发达国家经济中的合同选择时，内生性和影响也仍然是研究的主题。但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新制度经济学家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转型中的制度问题时基本上只聚焦在制度的影响，不关注制度的内生性，并以发达国家现有的、甚至是理想的制度安排作为发展和转型的目标，把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和问题统统归咎于没有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理想的制度安排。[5]这一转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新制度经济学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不知道怎么内生化各种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内部的各种有不同功能并有细微差异的制度安排，于是就把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制度包括扭曲当作是外生的，只强调制度的重要性，认为发展中、转型中国家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发达国家所拥有的先进的宪政体制和完善的市场制度。于是主张发展中、转型中国家要想提高经济效率、实现向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收敛，就需要采用像美英一样的宪政体制[6]，或像“华盛顿共识”那样主张以“休克疗法”来消除各种扭曲，建立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以私有产权为基础、价格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市场制度。[7]

新结构经济学秉持的 “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视角，让新结构制度经济学有能力研究各个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内部的各种制度安排和其变迁的内生性和影响的问题。从新结构制度经济学的“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视角来看，在每个时点上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内生决定了该经济体在那个时点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从而决定了在那个时点合适的硬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8]；并且，不同的产业和不同的技术，它们的规模、风险和信息特性不一样，导致其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的需求以及生产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交易的特性也不一样，进而也需要有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的各种不同的制度安排来动员、配置金融资本，培养提供人力资本，降低企业内部管理和企业间交易的费用和风险，以确保生产力的发挥和市场交易的顺利进行。

新制度经济学因为忽视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内生性，因而无从研究现代社会中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内生性问题。新结构制度经济学则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对产业和技术的决定性出发，可以分析在某一个发展阶段，其产业结构的特性是什么，技术结构的特性是什么？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特性是什么？风险的特性是什么？交易的特性是什么？可以分析在某个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有这些特性的产业和技术下什么样特征的制度安排能给该阶段的产业和技术提供最合适的制度服务。

例如，金融也是一种制度安排，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的。新结构金融学对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结构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在此就以新结构金融学对不同发展程度国家最适宜金融结构的研究作为新结构制度经济学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就新结构金融学而言，由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产业和技术的规模、风险和信息特性不同，投资、生产和交易过程中所需要资金的规模和风险特性不一样，因此，在动员资金、配置资金、分散风险等方面所需要的金融制度安排也不一样。[9]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金融规模结构和风险特性不一样，金融监管制度的要求也就具有差异性，因为不同的规模与风险特性的金融制度安排，对应着不同的道德风险的问题，金融监管的有效方式也会不一样[10]。在新结构金融学的研究上是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根据“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视角，从一个处于某个特定发展阶段的国家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内生的产业和技术结构，来研究内生的最合适的金融结构、监管制度和影响等；同样的，新结构制度经济学在研究一个处于某个特定发展阶段的国家的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中的各种合适的企业内部治理、企业间交易的合同安排，以及规范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互动的制度、法律、宪政、道德规范、意识形态等等时，也是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秉持“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视角，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经由内生的产业和技术结构，来进行各种内生制度及其变迁和影响的研究。

在每一个时点的国家也会存在各种制度扭曲。一般而言，有以下两种类型的扭曲：一是各种结构的变化速度不一样所造成的扭曲，例如产业和技术结构已经随着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但是，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尚未发生变化所形成的扭曲；另一种则是政府出于好心干了坏事所造成的扭曲，例如在结构主义盛行时，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在资本相对短缺的要素禀赋结构下进行资本密集的产业结构上的赶超，采取了《中国的奇迹》一书中讨论的“三位一体”的从宏观的价格体系到中观的资源配置方式、再到企业微观治理模式的各种不同于完善的市场体系中的制度安排以扶持、保护在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所形成的各种内生性制度扭曲[11]；另外，殖民地时期，西方殖民者把发达国家的制度结构强加到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条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使得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配套，或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政府忽视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在独立建国后或在经济结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照搬发达国家的各种所谓先进的制度形成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不配套。这两种扭曲都会不仅反作用于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会形成各种利益集团，造成寻租腐败，恶化收入分配等，导致经济发展缓慢、停滞和各种频发的危机等等问题。

到底怎么样来处理扭曲的问题？这也是新结构制度经济学中的转型这一主题所要研究的课题。对于上述讨论的第一种扭曲，制度变迁的条件已经成熟，只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克服在制度转型中经常存在的外部性和协调问题，就能水到渠成，让制度结构恢复均衡[12]。后一种制度扭曲在转型上则相对困难，例如进口替代战略所建立的产业雇佣了大量的劳动力，那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有不少和国防安全相关，也会有像电力、电信那样的经济运行所不可或缺的产业，采用休克疗法的转型会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政治稳定的问题，从新自由主义来看最糟糕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渐进双轨转型反而是一种比休克疗法更好的转型方式[13]。在转型上，和新制度经济学有一点不同，新结构制度经济学所主张的转型目标制度不是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而是和其发展阶段的产业和技术结构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像新结构金融学那样主张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由于产业和技术结构的规模、信息好风险特性不同，最适宜的金融结构也会不同；同样的道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由于产业和技术结构的规模、信息和风险特性不同，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合适的制度安排也会不同，只有和其发展阶段的产业和技术相适应的适宜制度安排才能降低交易费用，减少风险，使得产业和技术所蕴含的生产力得以发挥。

在各个发展阶段，不管存在的制度是与该发展阶段的产业和技术结构相适应的最合适制度结构或是存在各种扭曲的制度结构，都会反作用于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影响到经济运行的效率和权力、收入在各种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形成各种不同的利益格局和政治影响力，进而影响到资本的积累、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和产业的升级的速度和经济、社会、政治的稳定等，这些也是新结构制度经济学所要研究的课题。

上述是对新结构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和主攻方向上的一些思考。至于研究的方法，由于新结构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说和在约束条件下的优化，新制度经济学所用的方法，包括案例分析，以及交易费用、信息成本、信息不完备、信息不对称、不完全合同等等在新结构制度经济学上也同样适用。所不同的是，新结构制度经济学在运用这些方法时需要考虑各个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产业和技术结构的规模、风险和交易特征对各种制度选择的影响，使其从发达国家的结构为暗含结构的二维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变成不同发展程度国家有不同结构的三维的新结构制度经济学的研究。

对于新结构制度经济学教材的编写，建议可以参考郑杰在编写新结构环境经济学所采用的方法：首先，收集通读现在各种流行的环境经济学教科书，进行分析归纳，现在主流的环境经济学到底讨论了哪几个方面的主题？在各个主题上有哪些经典的看法和理论？然后再来考虑新结构环境经济学，将它从二维变成三维后，对那些经典的看法、理论有哪些新的观点？如何严谨地论证和检验那些新观点？并针对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产业、技术结构的动态变化，对环境的含义是什么？中国又是一个转型中国家，在重工业赶超时所形成的产业、技术结构对环境有何影响？如何转型？以及像“双碳”和高质量发展，过去没有这些目标，现在有了，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如何才能最有利于这些目标的实现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等等？我建议新结构制度经济学教材的编写也可以参照上述的方法，首先了解现有的新制度经济学流行的教科书有哪些？这些教科书讨论的主题是什么？有何经典理论？现有的新制度经济学关注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各种制度安排的最优选择和影响的问题，新结构制度经济学则需要将中国和其他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制度安排的差异性和差异的内生性放进这些研究中，这种将二维的体系向三维的体系扩张以后现有的经典理论是否需要修改？如果需要，如何修改才能反映、适应于发展中国家作为经济基础的产业和技术的结构特性？如何来构建严谨的模型和经验检验这些新的观点。其次，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国家，如何协调这些制度的演进？使制度的变迁既不会不及犹过，或过犹不及。中国作为转型中国家，存在许多内生的制度扭曲，这些扭曲为何形成？转型所要达到的目标制度为何？如何消除原来的扭曲，以成功转型到新的适宜的制度安排？最后，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国，社会主义的理想如何体现在制度安排中？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这些制度安排如何既体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同时也保障经济的稳定、持续、高质量发展等等。这些都是新结构制度经济学所要研究的课题，也是新结构制度经济学教科书所要介绍的内容。

另外如何对待经典制度经济学或老制度经济学（original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或ol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以及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l economics）？它们不是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所以，就像不是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就不属于新制度经济学，同样，即使在这些不同范式的研究中有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结构的差异性，他们的研究也不属于新结构制度经济学的范畴。但是，他们的一些命题和观点新结构制度经济学可以参考，并且从“一分析三归纳”的视角，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看看在这些命题上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是什么？是否和它们的观点相同？如果不同，为何不同？一般来讲，我认为新结构制度经济学因为秉持了“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视角，这个视角反映了物资是第一推动力的唯物辩证主义的精神实质，因此，在“认识世界”上会比其他视角能够抓住更为根本的决定因素，而在“改造世界”上更有力量。[14]

上述讨论的是我对新结构制度经济学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子学科，如何在研究中既体现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体现新结构经济学 “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视角，以形成一个自成体系，和新结构经济学一脉相承，又区别于同样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或许对正在进行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其他子学科，像新结构宏观经济学、新结构货币经济学、新结构财政经济学、新结构金融经济学、新结构国际经济学、新结构产业经济学、新结构劳动经济学、新结构资源经济学、新结构空间经济学、新结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材的准备也同样适用。总的来讲，因为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有上述的不同子学科，但是，都使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并秉承了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而形成了一个一脉相承、各有分工、自洽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体系，并以研究方法的不同而有别于异端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和视角的不同而有别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以上想法供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以及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的老师和同学们在作新结构经济学各个子领域的研究和编写教材时参考。

[1]这篇发言最初收录于《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后分别收录于《新结构经济学》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和《新结构经济学研习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标题原为“思索与前瞻：新结构经济学专题研讨会（冬令营）会议总结会上的发言”，后来改为“写给新结构经济学大道上的后来者”。

[2] Ronald H. Coase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Vol. 4, No. 16, pp. 386-405.

[3] 由于结构和扭曲的内生性，改变某一层次的结构或某一层次的扭曲若要达到目的则必须先创造改变结构和扭曲的条件。例如，一个以土地密集的农业和劳动密集的轻工业为主要产业结构的国家要成功地转变为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为主要产业结构的国家则需要先将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资本相对短缺转变为资本相对密集。一个在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发展了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相对密集的重工业，这个扭曲会导致产品和要素市场的扭曲，如给予这个优先发展的产业市场垄断地位，并以金融抑制来为其提供廉价的投资和运行所需的资金等。要成功取消这个产业的产品市场垄断和对其补贴的金融抑制则需要先使得这个产业从违反比较优势变成符合比较优势，否则取消了市场垄断和金融抑制，这个产业会崩溃。如果崩溃不可接受，则取消了原来的市场垄断和金融抑制的扭曲以后，政府需要引进其他扭曲来保护补贴这个产业，这些新的扭曲可能会比原来的扭曲在资源配置、寻租、就业、收入分配等等方面会有更大的副作用。由于经济运行方式的内生性，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或总结于发达国家经验的各种有关发展、转型和运行理论来指导、制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经常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结果。

[4] North, D. C. and Thomas, R. P. (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的 Why Nations Fail（ N.Y.: Crown Business， 2012）是这种观点的一个很有影响的代表作。

[6] Jeffrey Sachs, Wing Thye Woo and Xiaokai Yang (2000), “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1, No. 2, 435-491.

[7] Summers, L. (1994). ‘Comment’. In O. J. Blanchard, K. A. Froot and J. Sachs (eds), The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Volume 1.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52–3.

[8] 在现代社会，有些产业和技术缺乏某些基础设施就无法利用，比如，现代农业要有灌溉这一基础设施，现代制造业要有电力这一基础设施,现代的农业和制造业规模经济大，市场范围广，生产要实现规模经济，就需要进入大的地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市场，就需要有道路、港口等基础设施。

[9] 林毅夫、孙希芳、姜烨， “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经济研究》，2009年第8期。

[10] 张一林、林毅夫、朱永华，“银行规模、信息特征与最优金融监管”（工作论文）

[11]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三联出版社，1994；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2018年第3版。

[12] Justin Yifu Lin, “An Economic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duced and Imposed Change,” Cato Journal, 9, Sep 1989: 1-33. (中文版，林毅夫 “论制度和制度变迁”，《中国：改革与发展》1988年第4期，并收集在《解读中国经济》第3版附录一和《新结构经济学》（增订版）第5章)

[13]Justin Yifu Lin,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visited: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Vol. 18, No. 2 (2014), pp.96-113.

[14] 例如，结构主义看到了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而生产力和收入水平低下这一结构差异性，但是，忽视了产业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以致建议采用 “进口替代”战略，施行的结果导致各种制度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寻租腐败盛行、经济发展缓慢、停滞和各种危机频发；新结构经济学则建议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发展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来发展经济、积累资本、转变比较优势以“小步快跑”的方式快速向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和收入水平收敛。另外，像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强调产业发展上的路径依赖，但是在一个路径上新的产业如何选择？新结构经济学则指出新的产业必须反映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并且，在各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中，要发展符合当地过去的产业所形成的技术资本、社会资本等其他禀赋来降低产业的升级成本而有了路径依赖，也需要有政府的因势利导来克服新产业所需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瓶颈限制，才能使比较优势从“潜在”变成“实在”，并且用产业政策来鼓励新的产业集群的快速形成，而迅速将实在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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